股权转让避税要点总结（三）

十七、“外——外模式”境外股权转让税收监管。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7条规定，股权转让所得是否纳税关键是要看目标企业是否在中国境内，因此虽然是两个非居民企业之间的交易，但是由于标的股权是中国的居民企业，因此中国当局具有税收管辖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难题在于税收征管问题，由于取得收入的一方与支付价款的一方均在境外，如何能够实现税款入库呢？

青岛啤酒案例：2009年青岛市地税局对非居民股东两次转让股权应纳企业所得税4.52亿元征缴入库是对非居民股权转让的成功案例：

百威英博公司（Anhevser-Busch Inbev S.A.）香港全资子公司A-B Jade Hong Kong Holding Company,Limited（以下简称ABJ）2009年1月23日与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每股2.548美元向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转让其持有的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啤”）261577836股H股股份（占青啤已发行总股本的19.99%），买价共计6.67亿美元， 2009年4月30日完成交割； 2009年5月7日与香港居民陈发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每股2.5685美元向陈发树转让其持有的青啤公司91641342股H股股份（占青啤已发行总股本的7.01%），买价共计2.35亿美元， 2009年6月5日完成交割。

百威英博公司占境内企业股份已超过25%，并且持有期限超过12月，我国内地对该股权转让所得拥有首先征税权，ABJ应该就其股权转让所得在青啤企业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青岛市地税局市北分局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百威英博公司却因纳税数额大财务资金紧张，应纳税款迟迟未缴入国库。因交易双方均为外国企业，国内没有开设资金账户，无法实施强制执行措施扣缴税款。青岛地税向普华发送了《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纳税人在6月15日前缴纳税款，逾期按规定加征滞纳金，并明确了拟采取的包括媒体曝光等在内的进一步措施。

7月1日，普华代理申报缴纳了百威英博公司第一笔向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股权转让应纳企业所得税款3.34亿元。7月10日，普华代理申报缴纳了百威英博公司第二笔向陈发树先生股权转让应纳企业所得税1.18亿元。至此，百威英博公司转让青啤股权应纳税款4.52亿元全部依法征缴入库。

因此税务稽查在检查外资企业时，会仔细审查外资企业的股权架构是否有所变化，投资者是否变动等问题，如果投资者有变动，则应审查是否按照规定缴纳预提所得税。在审查外资企业股权变动时，还应该根据国税发【1997】71号文件，审查外资是否撤资的问题，如果外资企业实际经营期间没有达到10年，那么其已经享受过的税收优惠要如数追回，入股是被动稀释股份，则从当年开始不允许继续享受税收优惠待遇。

沃达丰转让香港中国移动案例缴纳预提所得税21.96亿元。

2010年9月8日，酝酿已久的沃达丰出售中国移动(00941,HK)股权一事终于落定，沃达丰是英国的电信业巨头,也是中移动主要的外资股东之一,持股数量为6.42亿股,占中移动总股份的3.2%。8日,沃达丰向国际投行沃达丰以每股79.2港元至80港元的价格(较前一天收市价折让2.4%至3.4%)配售所持股份，据悉,参与配售的包括高盛、瑞银、摩根士丹利、汇丰等八家投行。出售所持的中国移动3.2%的股权,交易涉资超过509亿港元（66亿美元），净赚超过33亿美元。

沃达丰对中移动的投资,已经有10年的历史2000年,沃达丰斥资25亿美元,购入中移动2.5%的股份,每股平均作价为48港元,成为当时中资电信运营商迎来的第一个海外投资者。2002年,中移动收购8省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沃达丰又斥资7.5亿美元增持,每股平均价为24.7港元。

香港中国移动虽然是注册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但是作为中国政府主导的红筹股上市公司，已经根据国税函【2009】82号文件，被认定为“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居民企业，因此沃达丰转让香港中国移动股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7条规定，属于非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因此对于该项所得应该缴纳预提所得税。北京市国税局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指导下，2010年10月27日将该笔21.96亿元之巨的税款顺利入库。同时也为将来外资减持“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红筹股上市公司开了个好头。（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将非居民企业认定为居民企业，然后境外持有该居民企业的非居民企业应该就股权转让缴纳预提所得税，这个逻辑我认为存在问题，这种享受居民企业待遇的注册在境外的中资控股企业完全等同于居民企业存疑。不过，征税这张网撒的真够大的。）

十八、间接转让股权与刺穿公司面纱。

刺穿公司面纱是《公司法》的一项制度安排：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有限责任规避法律责任，损害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时，法官可以针对具体的情形适用刺穿公司面纱，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要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是董事经理承担赔偿责任，这就是新公司法所规定的刺穿公司面纱制度。

而同税收有关的则是通过间接转让股权来避税的税收策划。例如，境外A公司持有居民企业M公司100%股份，持股计税基础为1000万元，2009年将其作价2000万元转让给某居民企业B公司，那么应该缴纳预提所得税1000万元×10%=100（万元），如果A公司在香港设立一个中间层公司，即：股权架构设计为A公司——中间层公司——M公司。那么A公司只需要将中间层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B公司即可达到目的，而A公司转让中间层公司，属于非居民企业转让非居民企业的股权，中国没有征税权，因此达到了避税的目的。在2008年以前，通过中间公司间接转让股权避税，被普遍认为是可以通过税务监管的良好策划，但是2008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引入了一般反避税条款，对这种滥用公司组织形式的策划，开始刺穿公司面纱：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文件）第94条规定：税务机关应按照经济实质对企业的避税安排重新定性，取消企业从避税安排获得的税收利益。对于没有经济实质的企业，特别是设在避税港并导致其关联方或非关联方避税的企业，可在税收上否定该企业的存在。

国税函【2009】698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要求：

第五条：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如果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所在国（地区）实际税负低于12.5%或者对其居民境外所得不征所得税的，应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被转让股权的中国居民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资料：

（一）股权转让合同或协议；

（二）境外投资方与其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关系；

（三）境外投资方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情况；

（四）境外投资方所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与中国居民企业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的关系；

（五）境外投资方设立被转让的境外控股公司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说明；

（六）税务机关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第六条：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

重庆刺穿公司面纱案例：新加坡B公司通过转让为控制重庆合资公司权益而在新加坡成立的中间控股公司的股权，以达到转让其在重庆合资公司的权益性投资的目的

• 根据重庆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重庆国税”)官方网站于2008年11月27日刊登的基层税讯(以下简称“税讯”)，经请示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税总局”)，重庆国税裁定新加坡公司(卖方)因将其全资拥有的新加坡特殊目的公司(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中国买方而取得的转让所得需在华征收预提所得税。
• 股权转让前后的控股结构如下图所示：
• 由于目标公司(C公司)是一家新加坡公司，而且有关股权转让交易并未涉及对重庆合资公司(D公司)股权的任何直接转让，所以从技术上来讲，该交易的转让所得并不是来源于中国，并无需在中国缴纳预提所得税。然而，重庆国税则作出了不同的分析与结论：
• 首先，目标公司除了在转让时持有重庆合资公司31.6%的股权外，没有从事任何其他经营活动。
• 基于上述情况，转让方新加坡公司(B公司)转让目标公司的交易，本质上就是转让重庆合资公司的股权。
• 因此，在请示国税总局后，重庆国税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控股公司的股权转让所得来源于中国。因此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及中国和新加坡税收协定第十三条第五款的规定，中国有权对转让方新加坡公司的股权转让所得征税。
• 重庆国税在2008年5月提出中国对上述股权转让交易所得有征税权的论点，并在2008年10月按照上述结论对转让所得作出了处理。最终，重庆国税对转让方新加坡公司所有的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了98万人民币(约合14.5万美元)的预提所得税。

扬州间接股权转让调整案例。扬州税务机关刺穿公司面纱是运用是税务机关反避税的精彩一例：

2010年5月18日，某著名跨国投资集团在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申报入库非居民企业所得税1.73亿元。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征收的最大一笔境外企业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的所得税。

扬州某公司是由江都一民营企业与香港一家企业合资成立，香港企业占有股权49%，香港企业又由海外某投资集团持有100%股权。2010年1月14日，江都市国税局得到信息，扬州公司外方股权转让在境外交易完毕，间接转让形式证实了江都市国税局最初的分析推测。交易发生后，江都市国税局由分管局长带队与该跨国投资集团代表及其税务代理人进行首次谈判。该集团表示该股权转让购买方、交易均在境外，在中国不负有纳税义务。此后，联合专家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认为应依法争取国家税收权益，并决定下一步重点是采集交易相关信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2月1日、9日，3月2日，江都市国税局先后向间接转让交易的股权购买方公司、转让方投资公司发出税务文书，在几经周折后，取得了该笔股权转让的协议和交易相关资料。2010年2月16日，江都市国税局收到投资集团提交的3份文件。江都市国税局立即启动应急程序，联合专家小组投入运转，一方面核对英语翻译过来的购买协议，另一方面对购买协议及相关资料研读和分析，了解交易实情，查找判定依据。为进一步扩大信息来源，克服信息来源单纯依赖投资集团的不利影响，江都市国税局还从交易购买方公司的美国母公司网站上查悉，2010年1月14日，该公司正式宣布收购扬州某公司49%股份交易已经完成。新闻稿件详尽介绍了扬州某公司的相关情况，却未提及香港公司，间接证明该公司购买香港公司仅仅是形式，而交易的实质是为了购买扬州公司49%的股份。联合专家小组通过对购买协议及相关资料的深入分析、相互印证，逐渐理清了香港公司“无雇员；无其他资产、负债；无其他投资；无其他经营业务”的经济实质。

2010年3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管理司有关领导专程到江都市国税局，与江苏省局大企业和国际税收管理处、扬州市局、江都市局共同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审核，一致认定，这次股权转让尽管形式上是转让香港公司股权，但实质是转让扬州某公司的外方股权，应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予以征税。根据税务总局的审核结果，4月2日、21日，江都市国税局向扬州某公司先后发出相关文书，通知其股权转让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应申报纳税。经过数次艰难谈判、交涉后，4月29日，江都市国税局收到了扬州某公司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申报表。5月18日上午，1.73亿元税款顺利缴入国库。

十九、股权转让税收监管与国际税收协定

1．利用税收协定的25%条款。

根据中国大陆和香港避免双重征税及偷漏税的安排及其他双边税收协定，一般规定只有持有境内股权25%以上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股权，中国大陆才可以有征税权。比如，百威英博啤酒持有青岛啤酒的股份就是27%，符合在中国大陆纳税的规定。为了防止企业分次转让股权避税，比如：百威英博可以先转让3%股份缴纳少部分预提所得税，再次转让剩余24%股份即可避税。协定又规定，这里的持股25%以上，是指在股权转让前12个月内任何时间内曾经达到25%的股权比例，从而堵塞了税收漏洞，很难想象为了税收上的利益，12个月时间不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当然如果客观条件支持，也可以先转让部分股权，12个月后转让剩余的不足25%的股权可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那么涉及外资股权架构时，每一个股东的持股比例都使之达不到25%,是不是可以避税呢？例如;A公司在大陆投资一个全资子公司，为了避免将来转让股权时缴纳预提所得税，可以在香港设立5家公司，每家公司控股20%，将来转让的时候，均达不到25%的比例限制，这样的运作也属于一般反避税的范畴：

2．福州“行动一致人”案例。

香港某公司减持一家上市公司股票应征的9828万元税款顺利入库，该公司也创下了福建征收单户非居民税收的最高纪录。从2009年10月份以来，该公司共减持同一家上市公司原始股2.8亿股，累计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3.79亿元。这家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其中香港公司占注册资本的15.6％。2009年10月9日至27日，香港公司在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出售上市公司股票1982万股，交易金额2.21亿元。当福州市国税局上市公司调研组通过上证所公开渠道获知此信息时，企业却向主管的福清市国税局提出要求享受免税的税收协定待遇。理由是：根据2008年1月内地和香港签订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二议定书》第五条规定：“一方居民转让其在另一方居民公司资本中的股份或其他权利取得的收益，如果该收益人在转让行为前的12个月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该公司至少25％的资本，可以在另一方征税。”由于香港公司占该上市公司的股份未达到25％，因此企业认为内地没有征税权。

福州市和福清市两级国税局人员通过查阅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信息、历年股东持股情况，认真分析税收协定政策和香港的相关税收法规后，判定香港公司并不符合税收协定免税待遇。虽然香港公司转让股票前的12个月内只占上市公司股份的15.60％，但从年报上看，该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公司与第二大股东香港公司是“行动一致人”，这两家股东公司均由某香港居民个人100%投资，因此香港公司实际控股人、转让股票的最终收益人是该香港居民，间接拥有该上市公司38.09％的股份。同时，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披露，香港的两家股东公司都是非业务经营性投资控股公司。按照内地与香港签订的税收协定安排和《第二议定书》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内地有权征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应对非居民企业香港公司取得的转让股权收益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但由于上市公司的股票是通过证券市场减持，本案中的纳税人香港公司在获得巨额收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也因此无法确定支付人。为此，福清市国税局让香港公司在所得来源地，即该上市公司所在地办理临时税务登记，并指定其作为代理人协助税务机关履行纳税义务。

经过税企双方多次磋商，最终香港公司同意就其股票出售收益在内地缴纳非居民企业所得税。2009年10月，该上市公司作为香港股东的代理人，到福清市国税局申报扣缴了2210万元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福州市国税局上市公司调研组随后密切跟踪其关于股东减持的公告。2009年11月和2010年4月，香港公司先后6次减持该上市公司的股票2.6亿股，取得股权转让金额33亿多元。该上市公司在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下，比照前例及时缴纳了非居民企业所得税3.57亿元。

3.利用股权转让不征税条款，利息变股权转让所得。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正确处理滥用税收协定案例的通知

国税函[2008]107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2008年，各地继续就正确执行税收协定开展工作，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处理的一起涉及股权转让收益适用税收协定的案例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促进各地进一步做好税收协定的执行工作，防止税收协定滥用，现将该案例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学习，并高度重视税收协定执行工作，提高本地区税收协定执行工作水平。

附件：新疆国税局成功阻止税收协定滥用案例

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新疆国税局成功阻止税收协定滥用案例

一、案件背景

2003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与乌鲁木齐市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液化天然气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注册资金8亿元人民币，其中B公司为主要投资方，出资7.8亿，占注册资金的97.5%，C公司出资2,000万元，占注册资金的2.5%。

2006年7月，A公司出资方B公司和C公司与某巴巴多斯的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签署了合资协议，巴巴多斯D公司通过向B公司购买其在A公司所占股份方式参股A公司。巴巴多斯D公司支付给B公司3380万美元，占有了A公司33.32%的股份。此次股权转让后，A公司的投资比例变更为：B公司占64.18%, C公司占2.5%，巴巴多斯D公司占33.32%。（关注：这里B公司转让股权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为什么不采取外资直接溢价投入的方式呢？这样B公司不是就不用缴纳那一道股权转让的企业所得税了么?难道外资投资对这两种方式有所不同么，或者是这两者手续的简便性不同么？）

合资协议签署27天后，投资三方签署增资协议，B公司增加投资2.66亿元人民币(即B公司出售其股权所得3380万美元)。增资后，A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10.66亿人民币,各公司相应持股比例再次发生变化。其中： B公司占73.13%、巴巴多斯D公司占24.99%、C公司占1.88%。（其实和溢价投入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2007年6月，巴巴多斯D公司决定将其所持有的A公司24.99%的股权以4596.8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B公司,并与B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B公司支付巴巴多斯D公司股权转让款4596.8万美元。至此，巴巴多斯D公司从2006年6月与中方签订3380万美元的投资协议到2007年6月转让股权撤出投资(均向中方同一家公司买卖股份)，仅一年的时间取得收益1217万美元。

二、涉税问题

在为转让股权所得款项汇出境外开具售付汇证明时，付款单位代收款方D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要求开具不征税证明。理由是：根据中国和巴巴多斯税收协定“第十三条财产收益”的规定，该笔股权转让款4596.8万美元应仅在巴巴多斯征税。（2010年3月，中国同巴巴多税收协定已经重新修订了协定。但是即使根据新修订的税收协定，如果不进行反避税调整的话，由于巴巴多斯公司持有境内股权比例不超过25%，在中国也无需纳税。）

乌鲁木齐市国税局及时对此项不征税申请进行了研究，并将情况反映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税局，引起了上级机关的高度重视，围绕居民身份的确定及税收协定条款的适用问题开展了调查，发现了种种疑点。

疑点一：巴巴多斯D公司是美国NB投资集团于2006年5月在巴巴多斯注册成立的企业。在其注册一个月后即与中方签订投资合资协议，而投入的资金又是从开曼开户的银行汇入中国的。该公司投资仅一年就将股份转让，并转让收益高达1217万美元，折合人民币9272万元，收益率36%，且不是企业实际经营成果，而是按事前的合同约定的。（收益率达到36%，说明利率为36%，可以想象该交易是这样的：第一，美国NB投资集团，要借款给A公司，借款利率为36%。第二，由此,美国要缴纳3.6%的预提所得税。第三，因此采取了“假股权真债权”的方式；第四，并且利用中巴协定股权转让所得不征税条款，

疑点二：关于巴巴多斯D公司的居民身份问题，税务机关提出了疑问。为此，D公司提供了由我驻巴巴多斯大使馆为其提供的相关证明，称其为巴巴多斯居民。但该证明文件只提到D公司是按巴巴多斯法律注册的，证明该法律的签署人是真实的；同时该公司还出具了巴巴多斯某律师证明文件，证明D公司是依照“巴巴多斯法律”注册成立的企业，成立日期为 2006年5月10日(同年7月即与我国公司签署合资协议)，公司地址位于巴巴多斯XX大街XX花园。但公司登记的三位董事都是美国籍，家庭住址均为美国××州××镇××街××号。

疑点三：巴巴多斯D公司作为合资企业的外方，并未按共同投资、共同经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进行投资，而是只完成了组建我国中外合资企业的有关法律程序，便获取了一笔巨额收益。从形式上看是投资，而实际上却很难判断是投资、借款或是融资，还是仅仅帮助国内企业完成变更手续，或者还有更深层次的其他经济问题。

三、处理经过

根据中巴税收协定，此项发生在我国的股权转让收益我国没有征税权，征税权在巴方。在D公司是否构成巴巴多斯居民的身份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付款方——股权回购公司——多次催促税务部门尽快答复是否征税并希望税务部门配合办理付汇手续。根据付款协议，如果付款方不按时汇款，将额外支付高额的利息。为了避免中方企业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税局同意乌鲁木齐市国税局及付款方提议，对股权转让款先行汇出，但扣留相当于应纳税款部分的款项，余额部分待D公司能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确定后再做决定。

对此，乌鲁木齐市国税局一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开展对D公司居民身份的取证工作，判定是否可以执行中巴税收协定；另一方面将案情进展情况及具体做法及时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税局汇报并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税局向税务总局报告。税务总局启动了税收情报交换机制，最终确认D公司不属于巴巴多斯的税收居民，不能享受中巴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其在华投资活动中的所得应按国内法规定处理。2008年7月完成了该项9163728元税款的入库工作。至此，此项工作顺利结束。

4.锦岸兄弟网站对此案例的评论

巴巴多斯特殊目的公司转让新疆某公司的股权

国税总局在2008年12月颁布的国税函[2008]1076号文。该文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乌鲁木齐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乌鲁木齐国税”)对一家巴巴多斯公司转让新疆合资公司股权的所得是否可以享有中国和巴巴多斯税收协定(以下简称“中巴协定”)优惠待遇的裁定案例。案例涉及了一连串交易而最终的交易结果是巴巴多斯公司从转让新疆合资公司股权的交易中获得1,217万美元的所得。乌鲁木齐国税裁定中巴协定的优惠条款并不适用予巴巴多斯公司取得的转让所得。这案例所牵涉的一连串交易如下：

第一步 2003年3月，新疆公司B公司与C公司共同出资在新疆成立了一家A公司(又称“合资公司”)。

第二步 2006年5月，巴巴多斯D公司成立。

第三步 2006年7月，D公司与B公司、C公司签署了合资协议，由D公司通过向B公司支付3,380万美元来购买其所持有的A公司33.32%的股权。

第四步合资协议签署27天后，A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了2.66亿人民币(或3,380万美元)。新增的注册资本由B公司缴付，恰等值于B公司从D公司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

第五步 2007年6月，D公司将其所持有的A公司的全部股权以4,596.8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B公司，至此D公司从股权转让中获得1,217万美元的所得。

为了汇款给D公司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B公司首先以D公司名义，向乌鲁木齐国税按照中巴协定第十三条申请对D公司来源于中国的股权转让所得免缴中国预提所得税，并申请开具相应的免税证明。乌鲁木齐国税在对此申请进行审核时注意到了以下疑点：

巴巴多斯D公司的设立时间及其资本的来源：

D公司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就与B公司和C公司签订了合资协议。而且，其用于购买A公司股权的资金(步骤三)是从某一开曼群岛银行账户直接汇入B公司在中国的账户。将该笔资金注资到A公司及后来有关的股权转让交易，均是在事前约定好的。换句话说，在整个交易过程中，D公司介入的目的很可能仅是为了避税。

巴巴多斯D公司的税务居民身份：

由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馆和巴巴多斯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D公司为巴巴多斯税收居民的文件，只能证明D公司是按照巴巴多斯法律在该地注册成立的公司。而实际上D公司在巴巴多斯没有任何人员、实际营运和资产；该公司的三位董事也是以美国为常居地的美国人。

交易的性质：

表面上，这一系列交易实际上是先投资于新疆合资公司随后在从该公司撤资。但是，乌鲁木齐国税局注意到，将所有的事实结合起来，从本质上却很难判断这些交易的性质究竟是投资、借款、融资或是其他经济行为。

在发现以上问题后，乌鲁木齐国税及时向国税总局汇报了情况，国税总局随后依照中巴协定启动了税收情报交换机制。根据收集到的反馈信息，国税总局最终认定D公司不是巴巴多斯的税收居民，因此不能享受中巴协定待遇。中国对D公司来源于中国的股权转让所得有征税权。乌鲁木齐国税最终对D公司有关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了920万人民币(约等于120万美元)的中国预提所得税。